媒體：Smile Pinki帶來的思考

我最近急需反思我的人品問題。十天前先是家中網絡壞了，然後就是簡體中文莫名其妙地不能用。不是我裝有文化，但是現在我的狗剩只能打繁體。我克電器的功力是出了名的，但是這樣爐火純青的地步，還是頭一次達到⋯⋯

前些天海聊05年在早報實習的糗事，讓我想到很多過往，意猶未盡。媒體到底是個甚麼東西？我好歹也算斷斷續續跟這行打交道4年了，仍舊說不出個一二。
作為早報不多的在職學生記者，每月我都會輪到給早報留學小欄目發稿。這幾天，眼看快交稿了，卻因為沒有靈感，屢次提筆而擱淺。估計是心思真的不在這上面。
這業餘的專欄轉眼間也弄了一年了好像，發現越來越腦塞。主題雖然也很廣泛，只要跟在國外留學有關就行，但偏偏想不出有甚麼好寫。我的生活絕對不平淡，但能拿出來給不知姓名的讀者晒的，卻見少。
後天就要交了，我“臊眉搭眼”地說。最開始寫了点關於SAIS的牛老師，比如福山教授、Wedgwood教授，以及他們對學術嚴禁謙卑的態度。但是寫了兩行，沒詞兒了。後來我又開始寫美國人的情人節，可是一股腦的浪漫遐想後，得知房友輿其男友的三蕃市之行似乎以悲劇告終，一下子沒了心情。於是寫些有的沒的，夸夸華盛頓的景點⋯⋯
以前特別崇拜自由撰稿人，無憂無慮的生活。沒有全職記者馬不停蹄抓耳撓腮的腎上腺素奔騰，也不似作家有上頓沒下頓的飢寒生活。現在發現，連一個月一篇的稿子都讓我抓狂，看來只要是義務，尤其是沒有情感附加的純義務，這就是讓人鬧心。

因為網絡壞掉的原因，最近倒是成了地地道道的沙發土豆。回到家，沙發上一橫，我就開始看電視。前天BBC美國台有個節目讓我心情至今不能平靜：
這是個叫Smile Pinki的紀錄片，好像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。講的是印度一個叫Pinki的兔唇女孩兒的故事。以前在英國時，倫敦地鐵上和BBC音樂雜誌的公益廣告上有一陣子總有兔唇印度小孩的照片。當時十分關注了一段時間。來美國以來，還是頭一次又看到相關報導，雖然其實也是BBC的⋯⋯
BBC女主持採訪一位不知道是不是導演的女士。她長得很善良，說話慢聲細語。我開始看節目的時候，她在講：“對啊，我真的好高興拍片時找到Pinki，正是我們當時想要的那種。現在這個片子如此成功，我為她而高興。我剛才還在跟她講話，她馬上要坐飛機飛到好萊塢了！這麼大的人生改變，她多麼幸福。她從一個兔唇窮孩子，到成為好萊塢紅地毯女孩兒⋯⋯”
我聽了這段話覺得彆扭。我覺得我沒有資格不爽，沒有權利挑剔，但是我就是覺得彆扭。我理解媒體人抓典型的必要，但是我想到導演四處尋找漂亮可人的女孩的景象，不禁想：被淘汰的那些更“醜”的孩子呢？！我知道片子一炮走紅後Pinki的人生就會變化，但是我怎麼覺得她很可憐呢。人家不稀罕紅地毯，你憑甚麼覺得帶給了她幸福？
很多世俗東西，把善惡、大善、大惡的界限給模糊了。孤兒是可憐的，可有些被收養的孤兒更可憐了。被大明星收養又有另一層意義了。總之，很簡單的事情，人類一搞，就複雜了。地震捐款是對的，捐到哪兒又有說法了。飛機失事了，報紙清描淡寫說了一句“罹難人中有一位女士，是911事件的遺孀”，我便以業餘記者的本能想到可能發生的一系列追蹤，以及對其家人的騷擾了。
而難道其他的受難人士就少了点可憐麼。他們的故事就不夠鮮活是吧⋯⋯！
也許是吧。
真的是麼？
媒體就是時時處處在人海茫茫中尋找著那個適合故事的Pinki。
無奈的是，媒體報這些Pinki們，我討厭，我想罵。它不報這些Pinki，我可能真的就不知道任何事。既愛又恨真的是。
想起青春年少的時候，我那會兒滿腔沸騰。在早報副刊的時候，寫過一個文章，關於一個失聰的新加坡女孩學習音樂的故事。至今也忘不了發表的第二天，在寫字台接聽電話，那邊傳來一位女士的聲音：“您好，您是舒楊記者嗎？我是一位讀者，看到那篇‘聽不見的音樂夢’，很感動。我想問一下，貴報會不會組織一些捐款活動，我想幫助她實現夢想。”
當時的報館突然間好靜，我只能聽到我自己的心靈在跳動，然後電話的按鍵就全都在視線裡模糊了。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當時不也是抓到了一個典型，一個有才華、有親和力和感染力的主人翁，然後我去塑造她，期盼可以打動其他人。

後來這件事情怎麼就擱淺了，我就不說了。那個時候曾經覺得自己想幹甚麼都行，但是到頭來，我也只能退回到自己謙虛的位子上，繼續無味的早8晚5。
後來採訪了一些癌症生還者，又整天開始想怎麼才能弄一大塊版面專門給癌症病人和家屬閱讀。當時和這些癌症病人成為了朋友，還在一起吃飯談天，很開心的一段日子。
半年以後，就在我幾乎淡忘了這世界上還有多少我可以做的事情，當我到了劍橋開始混日子不亦樂乎的時候，突然收到其中一位朋友的郵件，說另一位去世了。
我如夢初醒。

我現在偶爾還是覺得甚麼都可以做。
一個人的力量可能不夠，但是Pinki現在確實可以燦爛地笑了，我也只能盡力。